【戚本禹回忆录】一部饱受争议的个人历史叙述
戚本禹（1931-2016）曾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坛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后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当时的“笔杆子”之一，参与起草了许多重要文章和文件。然而，他很快失势并被长期监禁。在获释后，他撰写或整理了自己的回忆，形成了这部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戚本禹回忆录》。
这部“回忆录”究竟是什么？
《戚本禹回忆录》并非一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发行的正规出版物。它主要是通过海外渠道出版和流传的，内容是戚本禹对自己人生经历，尤其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及初期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所见所闻、所思所为的记述。它不是一本官方授权的史书，而是一份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从当事人视角出发的回忆与辩白。
这本书涵盖的时间跨度较长，从他早年的学习工作经历，到投身革命，特别是他在中央办公厅担任秘书、参与意识形态工作，直至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以及他后来的被捕、长期监禁和出狱后的生活。不过，全书的重点和篇幅绝大部分集中在他参与文化大革命的这段经历上。
它是什么形态？是只有一本吗？
通常流传的《戚本禹回忆录》并非单薄的一册，而是篇幅巨大的多卷本著作。常见的版本通常分为上、下两卷或更多，总字数高达数十万字。这表明它试图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和接触的关键人物。由于是个人回忆和多年整理的成果，其形态也可能包括手稿、口述整理稿等多种原始形式，最终以印刷书籍的形式在海外发行。
为何《戚本禹回忆录》如此引人关注且充满争议？
《戚本禹回忆录》之所以重要并引发广泛讨论，主要在于其作者的特殊身份和所处位置。戚本禹曾是极少数直接参与中共核心决策圈，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高层运作的“秀才”之一。他在中央文革小组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甚至是推手。
因此，他的回忆录被视为一份潜在的“内部”史料，能够提供官方叙事或外部研究难以触及的细节和视角。人们希望通过他的记述，了解文革初期的权力斗争、高层人物的真实想法、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运动如何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微观层面。
争议点在哪里？
争议也恰恰源于其作者的身份和立场。戚本禹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推动者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述，往往带有为自己辩护、解释，甚至重新评价的色彩。他的视角与官方对文革的定性以及许多受害者和研究者的观点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他可能会对自己的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强调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自己的职责所在，或者对某些被批判的对象给予不同于官方的评价。
这种带有主观性、辩护性和独特视角的叙述，使得这份回忆录在史料价值上既有其独特性，又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判性审视。读者和研究者在阅读时，需要辨析哪些是基于事实的回忆，哪些是基于个人立场、记忆偏差或辩护需要的叙述。
这部回忆录是在哪里、如何被书写和流传的？
关于《戚本禹回忆录》的书写地点和过程，细节相对模糊，但可以推测其主要部分可能是在他漫长的监禁岁月（1968-1986年）中构思和初步整理的，或者是在他获释后（1986年起）完成的。长期脱离政治舞台和社会，给了他时间和动机去回顾和记录历史。书写方式可能是基于他本人的记忆、可能保留下来的少量笔记（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以及出狱后对资料的查阅和梳理（虽然他能接触的资料非常有限）。
如何流传到海外？
这部回忆录无法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出版，其流传至海外通常被认为是通过非官方渠道完成的。这可能包括：
- 手稿或电子稿被带出境外： 由作者本人或委托他人，以手稿、后来的电子文档等形式，经过各种途径辗转送达海外。
- 海外出版社的联系与整理： 海外的一些出版社或个人对戚本禹的经历感兴趣，通过特殊渠道与他取得联系，获得回忆录的文本，并负责编辑、排版和出版。
它最初的出版地主要集中在香港或台湾，由一些专门出版中国大陆敏感题材或历史回忆录的出版社负责发行。这些出版活动通常是在未获得中国大陆官方许可的情况下进行的。
《戚本禹回忆录》内容涉及多少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作为一部力图详细记录个人经历的回忆录，其内容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数量相当庞大且具体。这正是其作为史料价值所在之处。
涉及的具体历史事件：
书中详细记述了他参与的或亲历的文化大革命早期一系列重大事件，例如：
- “海瑞罢官”批判与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他作为《红旗》杂志的重要作者，参与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这被认为是文革的导火索之一。
-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与运作： 作为小组成员，他记录了小组内部的会议情况、工作分工、与毛泽东、江青、康生等人的互动，以及如何传达和执行高层指示。
- 倒刘（少奇）运动： 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参与撰写批判刘少奇及其著作的文章的过程和背景，提供了他所知的相关内幕。
- 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 对“彭罗陆杨”事件等早期重要政治斗争，他从自己的角度提供了记述。
- 大字报、群众运动与造反派： 他回顾了自己与清华大学蒯大富等学生领袖的接触，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如何指导和利用群众运动。
- 军队与地方的文革情况： 虽然主要在中央层面活动，但他也记录了对全国各地文革运动的观察和参与指导。
- 他本人的失势与入狱： 书中也详细描述了他为何从文革的中心跌落，被毛泽东下令逮捕，以及长达十八年的监狱生活。
涉及的具体历史人物：
他在书中描述了大量与之有过接触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文革小组成员、文化界人士以及造反派领袖，包括但不限于：
- 毛泽东： 作为文革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在书中被反复提及，戚本禹试图阐述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意图和策略，并对他表示尊敬。
- 江青：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江青是书中描写最多的女性人物。戚本禹详细记录了与江青的工作关系和个人交往，有时对其表示理解，有时也流露复杂情感。
-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对这些文革核心或关键人物，他提供了个人视角的观察和评价，有时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有时则有所出入。
-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被打倒的领导人： 他从参与批判者的角度记述了与他们的“斗争”，并解释了当时对他们的看法。
- 王力、关锋： 与他同属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们的关系和共同经历也被提及。
- 文化界人士： 对一些在文革中遭受冲击的文化名人，如田汉、翦伯赞等，他也有所记述。
- 造反派学生领袖： 如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等，他记录了与他们的联系和指示。
书中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既包含公开的政治活动，也夹杂着许多个人化的观察和评论，使得阅读体验复杂而引人入胜，同时也要求读者保持高度的辨别力。
如何看待和利用《戚本禹回忆录》这份史料？
鉴于其特殊的性质和背景，《戚本禹回忆录》不宜被简单地视为客观的历史记录。更恰当的做法是将其视为一份重要的“原始材料”或“第一手资料”，但必须结合其他史料进行交叉验证和批判性分析。
如何利用它进行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利用这份回忆录：
- 提供独特视角： 它提供了从核心参与者内部看待文革的独特视角，有助于理解当时决策者的思维逻辑和政治生态。
- 补充细节信息： 书中包含许多关于会议、谈话、文件起草过程的具体细节，这些细节可能在官方文献中被省略或简化。
- 了解作者的心理和立场： 通过回忆录，可以深入了解作者在那个时代的心理状态、政治立场、以及他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这有助于理解那个时代个人的选择和困境。
- 与其他史料对比： 将其内容与官方文献、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录（如何载的《狱中回忆》、吴法宪的《岁月艰难》等）、受害者的回忆、以及第三方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找出异同，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事件。
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使用这份回忆录时，必须警惕其潜在的局限性：
- 记忆偏差： 时隔多年后写下的回忆，难免存在记忆模糊、遗漏或歪曲的情况。
- 个人立场和辩护： 作者是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一方，其叙述很可能带有强烈的为自己开脱、减轻责任或塑造自身形象的倾向。
- 信息来源和准确性： 书中引述的某些高层谈话或事件细节，难以核实其原始出处和准确性。
- 信息的不完整性： 尽管篇幅巨大，但作者的视野仍然是有限的，他只能记录自己接触到的部分。
因此，正确的态度是：珍视其提供的独特信息，但对其叙述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保持高度警惕，并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这部回忆录有多少不同的版本？普通人如何才能接触到它？
由于主要在海外出版，《戚本禹回忆录》可能存在不同的版本或印次。通常，香港或台湾的某些出版社在不同时期可能推出过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在装帧、排版上可能有所差异，但核心内容应基本一致，除非后来有修订本或增补本出现（目前来看，主要流传的是基于同一份手稿或整理稿的版本）。
普通人如何接触到？
对于身处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来说，由于政治敏感性，这部回忆录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购买或借阅。主要的接触途径是：
- 海外购买： 通过海外的网络书店或实体书店购买。
- 图书馆资源： 一些大型图书馆或研究机构可能收藏有海外出版的版本供研究者查阅。
- 非官方渠道或网络流传： 在互联网上，有时会出现该回忆录的扫描版或电子版文件，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进行小范围流传。但这类资源的可靠性、完整性和安全性需要自行判断。
需要强调的是，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取或传播未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图书可能存在法律风险，读者应自行权衡。
总而言之，《戚本禹回忆录》是一份关于特定历史时期重要人物的特殊史料，它是什么、为何重要、如何产生与流传、内容涉及多少具体信息以及如何看待它，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指向一个核心：这是一份复杂、有价值但充满争议的记录，需要读者以批判性思维去阅读和理解。